11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作出决定，对特区立法会议员符合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做了进一步明确。作为一部具有法律性质的文件，这个决定是对香港基本法第104条的进一步细化，也符合包括香港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在内一系列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区的法律和决定。“爱国者治港”的法律标准更清晰了。
对担任政府重要公职者的条件依法进行审查，是古今中外所有国家的通例。很难想象有哪一个政府会容许心怀叵测、反对本国家本民族，甚至勾结外部敌对势力危害自己国家的人担任重要公职，那将会是对本国民众的不负责任。公职人员享受来自纳税人的薪俸，参与管理社会，必须服务人民，这既是现代各国法律所规定的基本底线，也是最基本的政治伦理和个人操守。即便是不担任公职，心怀异志、背叛国家甚至里通外国，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必定为其主流价值观所唾弃，并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以“自由”“正义”为标榜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尽管条文寥寥，篇幅不长，也近10次出现“叛国”字眼。就连贵为第3届美国副总统的阿伦·伯尔（Aaron Burr），也曾以涉嫌叛国而两次被捕，只是证据实在不足，才侥幸逃脱，但也是落得声名扫地、晚景凄凉。就连不一定担任公职的移民，美国也要求进行入籍宣誓，要效忠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必要时还须拿起武器为美国战斗。
同任何一个现代文明国家一样，中国法律对担任重要公职者，也同样有明确的政治伦理要求。宪法在序言中三次提到“爱国”，在第24条中，也明确规定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爱祖国，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香港是中国的香港，当然也不能例外。虽然香港是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在有些方面不同于内地，但在爱国的精神内核上，应该是只有一国之同，不应有两制之别。香港基本法在序言中讲得很清楚，根据宪法第31条的规定，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并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香港同胞的信任。早在1984年6月，邓小平同志就强调，“要相信香港的中国人能治理好香港。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管好香港，这是老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思想状态。”“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这话很明确，一是，由“香港的中国人”来管理香港；二是，“港人治港有个界限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这个精神的具体体现，就是基本法第104条，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在就职时必须依法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规定。正是坚持“爱国者治港”，回归23年来，“一国两制”能够行稳致远，香港维持了繁荣稳定。但遗憾的是，近年来，由于美西方一些政治势力加剧对香港的渗透和干预，以及一些香港人士古怪的“恋殖情结”，甚至勾结外部势力，意图引狼入室，甘为敌对势力马前卒，导致香港问题频频，直至发生了2014年非法“占中”和2019年严重冲击香港社会安全和秩序的黑暴活动。乱港祸国分子猖獗，国家安全遭受严重威胁；而由于外部势力的插手，单凭特区政府自身已经很难解决；基本法第104条关于宣誓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的规定，经常得不到切实的贯彻。意图通过打“选举战”，进入特区政府或立法会内部，作为香港特区内部的“特洛伊木马”，是乱港祸国分子特别重视的操作。在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后，亦是如此。
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看，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不仅与现代文明国家对公职人员的政治伦理所要求的惯常标准相一致，也是基于乱港祸国分子行为所作的必要反制，更是根据宪法、香港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基本法第104条的解释等一系列重要法律，对现行“爱国爱港”或者香港同胞中“爱国者”法律标准的进一步完善和细化，法理和道理坚实，常理和事理无虞。“爱国者治港”作为必须坚守的政治规矩，在香港特区政府未来的政治实践中标准也会更加清晰和完善，对特区政府行政官员、香港电台等公营机构职员的行为准则也要发展出相应的规定。（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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