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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微信公号“国是直通车”发布一则消息称，曾经五个月时间，山东就生出了中国二胎的四分之一，被称为“最爱生孩子的省份”。然而，文中数据显示即使是“二胎大省”也不想生了。一时间，“二胎大省也不生了”迅速上了微博热搜，并衍生出了相关的超级话题。( 1月13日澎湃新闻)
纵观网友的各类评论，大多以调侃的口吻表示，生不起，不想生。当然，这表面上或许是一种诙谐幽默，实际上是生育意愿下降的一种客观现实。但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路径来看，生育意愿下降是社会前进的必经阶段，是一种客观规律，是一种进步。
首先，生育意愿下降是国家发展的必经阶段。翻看欧美国家工业化的历史，生育意愿下降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二战后，西方主要国家，如美国、日本等都基本经历过人口高速增长，比如美国1946年到1964年的婴儿潮增加了7000多万人口。但婴儿潮过后，随着全球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发达国家又进一步抢占了发展的高地，经济实力的提升使他们有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社会保障方面，比如欧洲一些高福利的国家。而中国所谓的“养儿防老”在发达国家看来不是那么重要，他们丁克家族的出现正是一种例证。反过来讲，我们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一步步沿着平衡而又充分的发展路径向现代化迈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面临的生育意愿的下降是正常的。它反映了我们经济实力的提高，是我们发展的必经阶段。
其次，生育意愿下降是女性权利的一种回归。封建社会时期，女性是一种财产，古语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在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经济基础的封建社会里，男人是整个经济活动的主角。而女性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权利的，她们更多时候只是生孩子的工具，而且还要尽可能生更多的男孩子。而步入现代社会，随着经济形态的演变，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门，在经济上更加独立，一些女精英成了社会各个领域的佼佼者。封建社会那种“不生也得生”的生育观念渐渐被打碎，女性生育权利意识的觉醒成为一种现实。而生育意愿下降实际上意味着女性对自己的生育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她们亦有“我不想生”的权利。而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就是尊重女性，从这个角度来讲，生育意愿下降未尝不是社会的一种进步。
最后，生育意愿下降利于提高人口质量。据相关资料统计，在中国抚养一个孩子，需要花费大概300万元。如果考虑再多生一个孩子，在抚养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那么单位抚养投入水平势必会下降。而这种投入的减少带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孩子在人才市场的竞争力肯定会下降。诚然，传统的“人多力量大”曾经对社会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但那是生产力落后下的无奈选择;而在当下的信息社会里，社会真正急需的是掌握一定劳动技能的高质量人才。而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一定是需要投入更大成本的。因此，生育意愿下降意味着家庭更多采取这种“富养”的方式培养孩子。而这对于改善我国的人口结构、提高人口质量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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